紅包車大戰,究竟是行業鬧劇還是第二梯隊的機會?

不久前,微信派揭秘“群控”江湖批量操控多個僵尸號搶紅包,而這只不過是“薅紅包”灰產的冰山一角。
在O2O、P2P項目扎堆時,一些運營人員與羊毛黨結成默契的刷數據同盟。試圖以價格優惠吸引用戶的平臺,結果被有備而來的“羊毛黨”吸走“元氣”一蹶不振的案例比比皆是。那么多出師未捷身先死的項目,就有不少是羊毛黨的戰績。
資本寒冬中很少有項目敢效仿滴滴、美團做補貼,這讓職業刷客感受到了饑餓的滋味,直到刮來了“共享單車”的風口。“充返活動”、“免費騎”、“紅包車”、“寶箱車”等活動越打越烈,視搶占市場份額為首要目標的共享單車,似乎并沒有考慮到羊毛黨的威脅。
為何初衷很好的“紅包車”走了樣?
今春3月,一波酷似兩年前的網約車燒錢大戰打響,摩拜、ofo在北京、上海等一線城市爭相推出“紅包車”活動。一般只要超24小時未被騎行的車輛就會被App標注為“紅包車”,用戶騎行10分鐘即可參與搶紅包,并且騎行至商圈區域隨機派發的紅包金額越大。

除了用戶增長外,通過利益設計喚起自愿參加車輛調度的生力軍,也是單車品牌推出紅包車的目的之一。基于無樁和用戶自由停放的共享單車,需要平臺派出大量的運維人員把單車搬運至人員稠密區,來對抗單車流動的“潮汐效應”,而紅包車正是品牌為了減少線下運營成本而采取的措施。
然而 To C 項目最大的問題是用戶忠誠度不夠,對價格較為敏感。只要一方挑起補貼戰,其他平臺如果不跟進,用戶基本會被全部“洗”走。所以在摩拜之后ofo、小藍車也在其App中上線了紅包車,筆者身邊的朋友基本上都成為了兩個平臺以上的用戶。
如此密密麻麻的紅包車,對羊毛黨來說就像是單車品牌發出的“人傻錢多速來”招呼。第一波單車羊毛黨早已經盯上了ofo,其機械鎖密碼重復的bug為他們打開了方便之門,除了騎行免費外,他們還通過掌握固定密碼而把單車以編號刷漆、刮損等形式據為己有。

一些貪便宜的市民是以多個手機賬戶掃街找紅包車,通過物理位移單車來薅紅包,“效率”相對較低;而職業化羊毛黨則是通過批量購置卡商的手機號碼開多個賬戶,并以手機虛擬定位器修改共享單車的移動地址,從而制造單車被騎行的假象,再批量操作上百個ID同時搶紅包。
由于紅包車推廣活動上線后的金額一般設置較大,一些羊毛黨足不出戶就能薅紅包數萬元,甚至于出現了一套專門薅共享單車補貼的產業鏈:羊毛黨在“賺客吧”、“Thewolf”等平臺前端收集信息、卡商在中端進行養卡發卡、黑客在后端定制化編寫薅紅包程序。
誰來拯救“紅包車”?
Uber CEO曾表示在一年虧損10億美元,補貼戰如同一場生死戰。如今單車盜刷門檻更低,羊毛黨更為猖獗,如果沒有很好的反薅手段,平臺會在市場開拓期就留下巨大的財務窟窿。
實際上,紅包車補貼只是假設補貼了用戶,用戶與專業的薅紅包人士相比僅僅當做娛樂,更多是平臺喂肥了羊毛黨,要把補貼真正分給對線下運維有幫助的普通用戶,就必須及時讓紅包車與羊毛黨劃清界限,予以有效阻擊。
否則即使是以紅包車戰略打贏了市場,共享單車平臺最終為了盈利會出現滴滴那樣漲價情況,平均半小時1元的低價出行局面就很難維持,最終傷害的是用戶體驗。
當前共享單車平臺的反薅手段主要是:
(1)平臺采用單張身份證+單個手機號+驗證碼嚴格實名制,而羊毛黨通過購買身份證信息虛擬注冊,并且一個身份證可以有多張手機號;
(2)反薅技術人員對用戶庫中以同一個IP在同一個時間段注冊的大批量連號進行攔截,并使用爬蟲技術把號碼從盜刷軟件中爬出來加入黑名單,但此方法并不精準;
(3)監管異常賬戶,不過羊毛黨的反偵查能力增強,通過偽裝成不同地區的普通用戶,在軟件中等待10分鐘之后再開啟紅包等措施躲過監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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